舒曼最后说，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证茶事和与之相关人物的这些古书，有的已佚失，但恰恰是这部《茶经》，使中国茶文化典故得以保存，换言之，如果不是《茶经》记载，中国佛教茶文化史上，除《晋书•艺术列传》记录“敦煌人单道开”与茶相关的故事之外，对释法瑶与谭济和尚的茶事活动就知之甚少，所以弥足珍贵。然而，遗憾的是除僧人单道开茶事典故被列入正史记载，并被后世茶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佛茶文化研究者广泛引用外，有关释法瑶与谭济和尚的茶事活动并未被茶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佛茶抑或是禅茶文化研究者所推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方面，如史料不足，尤其是与茶相关联的史籍甚少或缺如；另外，学术性研究通常关注正史，野史只作参考而已，而僧人单道开除了在饮茶年代上早于法瑶与谭济外，且又被正、野史籍“通吃”，故后世传播较广；更重要一点，法瑶、谭济与茶之因缘不具特殊性，平淡如常。一个是以茶待客，一个是饭时饮茶，不具更深层意义。其实在法瑶、谭济之前，早已出现佛教高僧饮茶故事——天台宗智者大师与茶之因缘，净土宗创始人慧远大师与茶之因缘等等，而且名声在外。问题在于法瑶、谭济的茶事活动被陆羽《茶经》记录在案，而智者大师、慧远大师与茶之因缘，只是没有录入到陆羽的《茶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