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认为，在上述人物中，佛教人物共有三位，分别是武康小山寺释法瑶，敦煌人单道开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他从“佛门单道开与‘荼苏’”（包括邺城文化小考和邺城佛教文化小考）“法瑶法师与‘饭所饮荼’”（包括对小山寺小考、沈台真小考）、“昙济和尚与‘荼茗’”（包括新安王、豫章王小考、八公山小考）、以及“对单道开所谓‘道士’之探究”等四大板块作了全面分析。

    在对于僧人单道开解析中，舒曼从唐代房玄龄所著《晋书•艺术列传》、《临漳县志》、梁代慧皎所编《高僧传》等典籍来加以说明；对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舒曼从《高僧传》《宋书》《道光•武康县志》等史料作出分析；对于八公山沙门昙济，舒曼从《宋录》《梁高僧传》、梁•宝亮撰《名僧传抄•昙济传》《寿县志•宗教篇》、唐元康《肇论疏》等文献加以阐述；而对于单道开为何被有些文章说成道士？舒曼认为，佛教高僧被冠以“道士”者历史上甚多。“道士”之称始于汉代，然而当时称呼“道士”的范围较广，除东汉时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的信徒之外，方士、术士及一些道家也可以称为道士。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士之称甚至与对佛教僧侣的称谓相混。因为在魏晋时期，“道士”亦被指修佛道之士的略称。关于此论，舒曼引用佛教典籍、收录于《大正藏》第十六册的《盂兰盆经疏》（下卷）加以说明。《盂兰盆经疏》说：“汝虽孝顺声动天地天神地?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三藏云。纵汝感天灵于上界。激地?于下方。纵摄邪魔横罗外道。统六合以同一家。总八部以为一众。并其神力亦不奈何。外道道士者。外道中之道士也。简内道中之道士。佛教初传此方。呼僧为道士故。四天王者。毗沙门等护持世界者也。”舒曼以为，由此亦证实魏晋时期的佛教徒称谓“道士”是确有其事，证实了佛教徒与道教徒可以混用“道士”称谓。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道士”及相应的称谓如道人、羽士、羽客、羽人、黄冠等，才逐渐成为道教神职人员的专门称呼，佛教徒基本上已经不再采用“道士”之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