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绵延200年、长达万里的茶叶之路，在中国运输史、茶叶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这条茶路上，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迹——

继汉唐丝路后，清代绵延200年、长达万里的茶叶之路，是中华民族又一彪炳史册的遗迹。丝绸之路跨越亚欧大陆，传播了中华文化，牵系了亚欧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茶叶之路纵贯戈壁大漠，连结东亚西欧，输送了华夏特产，弘扬了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茶叶之路是晋商外贸活动的大手笔，是在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远途商贸，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晋商两个多世纪内，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达25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至少合100万两黄金。这在中国运输史、茶叶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笔者于2001年和2007年对茶路进行了两番考察，在当年的茶山、道路、作坊和会馆，寻访到许多零散的晋商贩运买卖茶叶的史迹，同时也了解到一些散落在万里茶路上晋商的其他遗踪。在这条艰难而气势磅礴的茶路上，有成功者留下的辉煌足迹，也有失败者落魄落难后的泪痕。虽然时隔百年，不少情景已难以理清脉络，但却能发现其中鲜为人知的史实。

闽赣交界分水关的孤魂碑

闽赣交界的分水关一带，百年前的茶路绝大部分已被省道、国道和高速公路所覆盖，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断断续续还能见到一些青石或鹅卵石铺成的老路。稍稍观察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石面依然光滑，有的明显下凹，这是数百年脚底板摩擦的痕迹。有些石路上，还保留着清晰的凹槽，这是当年运茶的独轮车（当地叫鸡公车）碾压百年的车辙。与当地的村民谈起，他们记得，祖辈曾说那时运茶的脚夫和鸡公车整天经过，有时彻夜能听到车轮声和喧哗声。

2001年春，在一条山路旁的小片稻田里，笔者见到过一块斜插田中的碑石，二尺来高，宽、厚均约七寸左右，锤凿粗糙，正面有“孤魂”两个大字，右上方刻“光绪六年”，仅此而已。据村民讲，这是外来的客商（大多是晋商）死在途中，大约身上带着点银两，附近的乡绅们就把他草草掩埋，简单立个碑，等他的家人来取回尸骨。

2007年春，笔者再去找那块碑石时，找不到了。当地向导却找到了另一通石碑，这是一通加工比较精致的真正的碑，高三尺多，宽近二尺，厚约四寸，石料较好。碑正中有“孤魂总祭”四字，右上方有“大清光绪六年春月立”等字，简述了掩埋荒郊野骨的行善积德之举和所用银两，左边下方有童松祥和童顺祥二人的姓名。联想起曾经见过的“孤魂”碑石，感到被掩埋的客商固然是远方的“孤魂”，但当年晋商在万里茶路上客死数千里之外，尸骨不能还乡的“野鬼”其实并非罕见。既有“总祭”，那就必然是不好计数了，只好捡到一处，为他们集体埋葬，共同祭奠一番。

在数百年的茶路上，特别是在闽北的荒山野岭之中，晋商大军中，因水土不服致病无医者、因中暑未能及时救治者、因被蛇咬中毒而丧命者、因劳累不堪而伏地不起者，究竟会有多少？晋商在万里茶路上付出过怎样惨痛的代价，此碑可谓一个真实的见证！

张家口的“孤魂庙”

在晋商发迹之地张家口，现在市区北部有一条千米长的大街叫“古宏庙街”，街西黄土场西北山脚下有座“古宏庙”。“古宏庙”是今天的名称，过去就叫“孤魂庙”。街以庙名，庙为“孤魂”而建。庙的附近是当年埋葬客死东口的山西人的“义地”。张家口市的史籍对此有如下记载：“来张家口淘金的山西人，成功者固然名扬四海，最终衣锦还乡。可因天灾人祸、经营失误诸原因造成血本无归而破产倒闭，最终穷困潦倒，流落街头，饿死冻死的山西人也为数不少。”

当地人说，管理这片“义地”的机构叫“晋义社”，这是晋商专门收尸的公益社团。他们一旦听说有死去的山西人无人收尸，就派上牛车带张席子去把死者卷起来，拉到“义地”掩埋，然后在坟堆上插块木板，尽其所知写明死者姓名、籍贯、去世时间等，以备其家人前来认尸。收集的尸骨多了，其中也有许多无人认领者，晋义社为不使这些“野鬼”四处游荡，就特地修了一座“孤魂庙”。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几个“鬼节”，举行集体祭奠。河北万全县今存一通石碑，碑文证实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晋义社还有这种丧葬和祭奠活动，祭品的糕点和肉食由张家口晋商各户提供。

张家口的“孤魂庙”，与武夷山的“孤魂碑”，都是清代晋商鲜为人知的遗踪。在数以万计的山西商人中，成大业者终究还是少数，业绩平平、维持温饱者大约还是多数，而更有一些走出黄土地后，在异地他乡成为“孤魂野鬼”，甚至成为被族人忘却的远行者。由此可见，晋商不平凡的辉煌历程中，又包含了多少凄凉的故事!

汉水古堤与雁门关

在湖北，襄樊是仅次于汉口的茶路商埠，又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现在的襄樊第二中学，就建在原“山陕会馆”的遗址上。会馆南傍汉水，建筑十分精美。距会馆不远有座“米（芾）公祠”，庭院内保存许多碑碣，笔者意外地发现了清道光十年（1830年）和二十九年（1849年）的两通石碑，两碑分别记载了堤坝年久失修，汉水泛滥成灾，为此集资进行局部重修和为巩固城防修筑樊城炮岸之事。碑阴铭刻着数百个捐资的商号名称和个人姓名，两通碑上赫然居于首位的都是“山陕会馆”，其捐银远远超过武昌、江西、汉阳、福建、江苏、湖南各会馆和广东公号，总额竟是徽州会馆的三倍多！

笔者后来又走访了代县的雁门关。在关上仅存的9通石碑中，见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宣统元年（1909年)和宣统二年(1910年）的“重修雁门关道路布施碑”，宣统年间的重修资金是由一位名为善全的禅师募化的。在这些石碑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张家口266家晋商商号的名称，此外还有山西代州、岱岳、祁县等和今属内蒙古的包头、多伦诺尔等及河北万全县、江西河口镇等数十家晋商商号名称。碑上的商号名称绝大部分是陌生的，但也能找出不少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乔家等商号或票号。

从米公祠和雁门关上的碑记能够看出，昔日茶路上的晋商，也曾把很大一笔资金用于所在地的堤坝修缮、城防建筑和所经道路的维修等公益事业，从鼎盛期的清道光年间直至衰落期的宣统年间，不论是官方索要，还是僧人上门，一概热心捐助，始终不渝。

鄂豫两省的关帝庙

笔者从湖北到河南，沿茶路所见山陕会馆和关帝庙的遗址，数量之多，颇感意外。在湖北，汉口曾有全国最大的山陕会馆（西关帝庙），溯汉水而上，有仙桃市岳口镇山陕会馆（春秋阁）、荆州关帝庙等五六座会馆；到河南，有唐河县源潭镇山陕会馆（唐河第二高中）、社旗山陕会馆（关帝庙）等近十座会馆。这些山陕会馆有的在省城、府治、州治和县城，还有的竟在村镇；有的既称会馆亦称关帝庙，有的只称关帝庙；有的保存较好，有的已仅剩残迹，而有的已难觅踪影。

在所见的山陕会馆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无疑是社旗县的关帝庙。社旗县原名为赊起店，百年前曾是晋商由江汉水路转往中原陆路的“水旱码头”。那时由襄樊逆流而上的茶船，经唐河能上驶至社旗县城附近的赵河，在这里卸货上岸，改用大车运载。山陕会馆的老顾问告诉笔者，清代赊店曾有几万人口，好几十家货栈和客店，一年四季商旅络绎不绝，号称“天下第一店”。笔者还发现全国再无以“赊”命名的城镇，与当地人谈起，都认为古时商旅常年往返，与这里的店家非常熟悉，彼此诚信相处，客商遇有急难，往往向店主“赊起”盘缠，有时数月归还，有时隔年送来，于是就被客商称为“赊起店”或“赊店”了。后来，赵河的水越来越少，竟连小腿也淹不住了，再加平汉铁路修通，赊店的交通作用失去了，辉煌的岁月成了难以再现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赊起店”改名为“社旗”。

襄城县的晋商宅院

河南襄城县，位于南阳至许昌的必经之地，曾是清代晋商茶路之要津。在县志办刘天义先生的建议下，笔者去县城河西小学附近看了看晋商留下的宅院。其实院落已于前几年被拆毁了，现在只留一座五大间的三层古式砖楼。从楼的建筑格式来看，令人想到太谷曹家“三多堂”的主楼，气势或许稍有逊色，但在当地就显得相当“威风”。一位古稀老人告诉笔者，祖上说这是一位在襄城经商的山西人修的，修起时间不长就“民国”了。老富商其实也没住多少年，回山西时病死在黄河边。儿子吃喝嫖赌，挥金如土，没多久就把宅院卖了，最后沿街乞讨，不知死到何处。

笔者由此想到：在张家口的“古宏庙”里，其实也会有一些走向堕落的晋商或他们的儿孙，一旦发了财，或仗着父辈的资产，就沉迷酒色，狂嫖滥赌，特别是染上毒瘾，不能自拔，终至自毁身家，踏上不归之途。

晋商的诚信、拼搏、节俭，是他们成功的要诀，是后人应该代代传承的；而晋商中许多人的失败教训，尤其是致富后的骄奢淫逸、穷奢极欲，如介休北贾的侯奎、北辛武的冀惟聪（“灵哥”）和榆次聂店的王金寿（“赶不上”）等，醉生梦死，暴殄天物，家毁人亡，更值得后人引以为戒，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