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改变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源于英国希望中国开放贸易的渴望,而茶叶是这里边的一个诱因,英人一直垂涎于中国茶叶,却苦于有限的贸易额及高昂价格。当时垄断东亚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想把中国茶叶的种籽拿到手,放到其殖民地印度栽种,但清代海禁甚严,东印度公司只好派人潜入中国内陆省份去偷。此举虽说龌龊,可毕竟不能找个普通的鸡鸣狗盗之辈,此人须对植物有深入研究,又有园丁经验,懂得保存植物种籽。东印度公司最后委托苏格兰植物学家福钧(Robert Fortune)担当此任。
说来福钧真是个有心人,他倾注毕生心血钻研园艺之道,第一个发现红茶由绿茶加工而来,并以茶树学名camellia sinensis名之,推翻了将红茶和绿茶分类的陈例。福钧从父亲那里获得对植物的认识,擅长种植兰花及温室植物,尤其是东方珍稀植物,且为人机灵,也像许多苏格兰同乡一样,憧憬着出外闯一番事业。于是,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踏上了中国大地,从当时的香港出发,前往中国最北的已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最后他将这次旅行的游历见闻,写成《中国北方三年行》一书。此书一出版便大受英国读者欢迎,证明当时英国人对这片东方土地及老百姓的生活是多么好奇。
这次经历让福钧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的青睐,184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之委以重任,安排他到中国更内陆的省份安徽、江西、福建、云南等地。跋山涉水之余,他还要防范不喜欢外国人的中国人。福钧剃去自己的头发并戴上毡帽,乔装成中国商人,带着当时新近发明的作为保存植物种籽之用的华德箱上路。除了陌生人的威胁,他发现连自己雇用的翻译小王和苦力也无法信赖。然而福钧还是在1848年展开了这趟充满惊险的旅程,乘搭东印度公司的轮船抵达上海,再由上海到杭州,从杭州到扬子江的绿茶厂,再到达小王的家乡安徽,还有后来雇用的译员胡兴的家乡武夷山,再把沿途采集的植物送回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另一位叫休·法康诺(Hugh Falconer)的苏格兰园艺家在那里接收福钧的成果。法康诺也和福钧一样,属于精力充沛又富经验的园艺家,除了加尔各答外,他后来还管理印度西北部撒哈兰普尔的植物园。另外还有来自丹麦的瓦立池,他一直研究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茶种,但其成果在对中国的“茶叶疯”过后数十年才产生影响。
《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改变中英财富版图的茶叶贸易史》 (美)莎拉·罗斯 著 吕奕欣 译 台湾麦田出版公司 2014年6月版
《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改变中英财富版图的茶叶贸易史》就是围绕这些故事展开,这是生于芝加哥的作者的首部著作。莎拉·罗斯本是一名记者,曾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角色,如今却以生花妙笔,写出了植物学家福钧的传奇故事。这位将中国茶种带回英国的园艺家,也是第一位游历中国内陆的英国探险家,书中对这场旅程写得入木三分。书中行文纵横东、西方各地,写到东印度公司、园艺学会等机构,以及众多来往于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科学家和商人,林林总总的人与事,构成复杂的贸易网络,既标志着英国植物学研究的进步,同时也是英国以炮舰政策叩开中国大门的诱因。
日后英国靠倾售鸦片,赚尽中国白银,同时,福钧也为英国带来了心仪已久的茶种。罂粟和茶这两种植物,竟然此消彼长地改变了中英两国的国力,而福钧正是当中重要角色。但他不是唯一的角色,像法康诺、瓦立池等植物学家,既在印度各地植物园深研植物品种,也介入东印度公司与印度殖民地等机构的种种行政和商业纠葛之中。他们除了要懂植物,还须深谙茶园管理及人情世故,单凭学究式的研究热情,到底难以在东印度公司立足。
当时中国的政局变幻无常,而东印度公司正好在后拿破仑时代独领风骚,直至东印度公司被废除,标榜自由贸易的维多利亚时代来临前夕,这一带领英国走上帝国之路的跨国商业机构,已经让英国垄断了全球的茶叶和鸦片贸易。福钧等人适逢其时,除了懂得驾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商业竞争外,还渐渐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比如英国人以奶加茶衬托味道,而中国人则只是慢慢喝下温热的茶。虽说他受托于东印度公司偷窃茶种,但对于茶的爱好,也是他跋山涉水的重要动力。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此举当然是应受谴责的盗窃行为,但从另外的方面看,茶叶能够普及于全球各地,为更多人种植和饮用,福钧可谓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