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名极为普通的国家干部，曾在三个乡镇当过书记，一个大区当过区委书记，后来进了县城，在县多种经营办、县财委和县建委当过主任。他不管在哪里，也不管在哪个岗位，只对他那只情有独钟的茶杯不离不弃。

   父亲的那只茶杯，是我外公特意为他专门打制的。外公是一名大队茶场里的制茶师，平日里喜欢在竹子、木头上雕刻一些工艺。一次，外公见我父亲特别喜欢喝茶，于是便利用竹筒，经过精工细作，专门为他定制了一款图文并茂、杯盖合一、保温时长、携带方便的茶杯。父亲对这只颇具新意的茶杯很是喜欢，爱不释手。

   我记得我刚上中学时，恰逢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始。那时，父亲正在一大区上当区委书记，他在上万人的农业学大寨动员报告上，一手端着那只茶杯，一手抓着留声机的话筒，因“区”制宜，抛“茶”引玉，一讲就是一个上午，听得大伙们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两只耳朵都竖得高高的。有人曾开玩笑地说：“李书记要不是喝了茶，他的口水都会讲干……”

   后来，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确搞得轰轰烈烈。父亲每天带着他的那只茶杯，与全区的干部群众一道，举着红旗、扯着横幅、喊着口号、握着铁锤、扛着锄头、挑着簸箕，在一座座石头山上愚公移山、炸石填土，硬是建起了万亩梯级茶园，成为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那个时候，学校都实行半工半读，我自然也就成了农业学大寨中的一员。在劳动中，我看到父亲挥舞着铁锤，赤裸着上身，整个人就像是刚刚淋浴过似的。他那只时常带在身边的茶杯，静静地“坐”在离他不远处的一块大石板上，似一名站岗放哨的“哨兵”，那茶杯的表面和茶杯盖上沾有一层清晰可见的厚石灰。

   一天晚上，父亲带着满身的灰尘，十分疲惫地回到了家里。他麻利地扒了一口饭，又像往常一样端着他的茶杯，习惯性地“钻”到了自己的卧室，坐在书桌旁眯起了眼睛。他是真睡着了，还是在思考问题？我悄悄地溜进了父亲的房间，看到了那只放在书桌上伴随着他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茶杯，心中便不由得泛起阵阵涟漪。我偷偷地将茶杯“偷”了出来，用洗脸盆打了一盆清水，细心地擦洗了一番之后，又用一根缝衣服的针，小心翼翼地将沾在图文纹路里的尘土“挑”了出来，还将茶杯外表擦了一点点食用油，让茶杯重新焕发了一次夺目光彩。当我重新泡了一杯热茶，把茶杯放回父亲的书桌上时，父亲带着微微的笑容，睁了一下眼睛。

   父亲因“区”制宜建茶园，这对一个平时就特喜欢茶的他来说，那对他更是如醉如痴的了。那时，也正值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我的两个哥哥又恰好高中毕业，父亲便将我的两个哥哥下放到了农村。下放到农村后，他们进了大队的茶场，这下可把我的父亲乐坏了。他有时会带着他的那只茶杯来到茶场，指导一下他们俩；有时哥哥们一回家，爸爸就会叫上他们围坐在他的身边，探讨对茶的种植、栽培、养护、采摘和制作，而且一聊就没完没了，好几次都通宵达旦。而那只茶杯也就更为辛苦了，不知要盛多少次茶水。有意思的是，父亲喝茶不仅仅只喝茶水，而且还将茶杯里剩下的茶叶吞到肚子里去。他还风趣地说：“茶，不仅对人体有保健作用，而且还能当粮食充饥哟！”

   接下来，我父亲调进了县城，担任了县多种经营办的主任，还是与他所爱的茶打交道。他时常带着那只心爱的茶杯，不是下乡为茶农们送技术指导，就是带领县茶叶公司的人走南闯北拓展茶叶销售市场。一次，父亲带队参加在陕西西安举办的茶博会，同行的人见我父亲也算是一位县级领导，于是就想把他单独安排到一家宾馆住下。可我父亲就是不同意，他带着那只茶杯，硬是与大伙挤一家普通的招待所。一位有着业务关系的当地客户得知情况后，一再劝我的父亲换一换地方。而我父亲端着他的茶杯微笑地回答说：“茶，无论植根在何种土壤里，一样都能长出茶叶；人，不管呆在什么地方，一样都能工作……”

   父亲爱茶，也更爱着他的那只茶杯。一次，我父亲的一位老同事见我父亲的茶杯太“老”、太“土”了，便劝说我父亲换一换。可我父亲把他手中的茶杯递给这位老同事看了看，说：“你看到了吗？茶杯里的茶垢有多厚了哟！即使就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没有了茶叶，再冲上一杯开水，这杯中的茶味还是依然如故的呢！”

   我父亲特别爱他的那只茶杯，而且从来不离不弃，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真正爱的是茶，并把茶爱到了自己的骨子里，那只意义非凡的茶杯仅仅只是他一生爱茶的见证而已。

    后来，父亲走了，他把他那只不离不弃的茶杯也带走了。可父亲那只茶杯的精气神犹在。我们四兄妹中，不仅个个都喜欢喝茶，而且每个人都还与茶字有缘：大哥与小妹成为了经济杠杆部门的“产品质量检验官”，二哥成了一家黑茶杂志社里的专职编辑，我也成了一家茶企里的高管。我们都在围绕着茶，继承着父亲的茶志，为家乡的茶产业发展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