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工作，一开始采用武力手段收缴，收效甚微。之后，他不得不采用了一种怀柔手段——给通晓汉语的外商红绸二匹、黄酒两坛，让他回去劝说大家缴纳鸦片。之后又给被封闭的外商馆送去吃的喝的。茶叶换鸦片一项，确切地说，就是每当鸦片商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鸦片，清政府作为补偿，就配给一定数量的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商的抗拒心理，让他们不至于血本无归。

1839年4月1日，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人到虎门布置收烟工作，带了许多标兵去壮声势，但效果不佳，仅仅收到了5箱鸦片。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则徐提出茶叶换鸦片的补偿政策后，收到了烟土1150箱（袋）。之后收缴鸦片工作顺利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茶叶的奇效。

梁廷枏在《夷氛闻记》里的记载有很大差异，说缴纳一箱鸦片给50斤茶叶，这大约是坊间传闻误导所致。民间野史轶闻记载更加离奇：“向闻林文忠公烧西商鸦片烟土而不给价，故致启衅。近闻人言，彼时实以茶一箱，易烟一箱。而茶为胥吏所办，中多杂以砂石。既至欧洲，又以不能售，寄回。商人耗本无算，遂致激成衅端。”（《清代之竹头木屑》）

茶叶质量姑且不论，但茶叶数量节节攀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茶叶补偿政策的误传率增大了外商的期待，那些缴纳鸦片的外商得到的线报肯定是多渠道，有林则徐通过洋商透露的，也有其他小道消息。

林则徐这份奏折写出来送出去，等了一个月才得到道光的批复同意。但这种提前的私下承诺，具有风险性，后来琦善接替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后，做虎门销烟善后工作时，最先面对的就是英国商人索偿鸦片价值问题。

用茶叶换鸦片的政策，最终让林则徐收缴21306箱（袋）鸦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这一阶段，可谓大获全胜。后来，义律拒签永不来华售鸦片的保证书和拒收清廷赏给的茶叶，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给英国女王的信函，由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起草，里面谈到，英国都禁止鸦片贸易，说明深知其害，为什么要把这种害人的东西拿来流毒中国？中国与英国两百年的贸易，为英国贡献的都是有用有利之物，“茶叶大黄, 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中国之丝绸，为英国人赚了大把银子，糖料姜桂、绸缎瓷器都是英国所需之物，而英国输入中国的，却都是一些可有可无乃至有害之物，天良何在？林则徐请人翻译成英文，但最终并没有送到英王手上。此信后来在《澳门月报》发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林则徐的这种质问口吻，到了民间则变得粗暴而直接。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发出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唯夷橄》，有着林则徐致女王书的影子：“汝虽有大呢羽毛，非我湖丝焉能织就？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不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广东省文史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

以茶制夷的共识，是建立在很广泛的基础上，不仅朝中权臣如此看，知识界和民间也认为如此。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把这种流行思想再次描述了一遍：“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需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大黄。”接着他转引了一篇发表于1851年3月15日《北华捷报》上文章，上面说：

来自西方的外国人都天然爱好牛奶和奶油，耽于这种奢侈嗜好的结果造成了结便的毛病，这毛病只有靠大黄和茶才可洗他们的肠胃，恢复他们的精神；一旦把这些东西予以剥夺，他们便会马上病倒……如果我们停止了与夷人通商，他们的国家里边便会发生骚扰和混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要我们的货物的第一个理由。

英国人好红茶的传统，起源于福建武夷山。福州虽然是五口通商中开埠最晚的（1844年开埠），到1853年才有茶叶输出，但其后呈井喷之势。尤其受到太平天国影响，上海一带茶叶贸易大部分都转到福州和厦门。

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650万公斤（13万担），次年即增至1350万公斤（26万担）；根据1871-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又占全国茶叶的35％至44％，福州港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成为中国港口的执牛耳者。

咸丰五年（1855），闽浙总督王懿德等人看到茶市旺盛，大把的银子让朝廷眼红，于是他奏请在福建设关收茶税。咸丰在位期间，福建茶饷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时常补国库之需，但也为茶商带来无尽的苦楚，有些茶叶要收60多次税才能卖出。

李东沅在《论教传》里很有远见地说：“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编续》卷一一二）也因此，福州茶区成为英国派发植物猎人掠夺的重镇，茶叶盗贼福特·琼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盗取茶树，并成功带走八位精通红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叶故事也从这里有了惊天转折。

1841年1月，得知英国要求开放宁波口岸时，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说此举万万不可，浙江乃东南赋税之区，又是茶丝主产区，“蚕丝素为夷人所重，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在此，而外夷之受制于中华亦在此。故粤东与夷人交易，茶叶为先”。如果英国在此通商，一切物资就可就近而取，这会让许多人少了谋生手段，朝廷也少了税收。

道光对刘韵珂的朱批耐人寻味，他说：“此说何来，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这个时候，道光或许对“以茶制夷”的主张产生了动摇。

五口通商后，林则徐等人提出的通过提高茶价格来富国的思路依旧有市场。1842年，江南司郎中汤鹏建议茶叶、大黄、茯苓、蚕丝逐年加价，两三年一番，这样一来，不到10年，英国人穷了，中国却走向富强之道。

五口通商把中国拉进世界贸易体系，上海也取代广州成为新的贸易大港。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洋务派干将丁日昌，都认为中国富强之路，取决于茶、丝的发展。

茶叶确实可以富国，清初全国的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到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出口。嘉庆年间（1796-1820），政府茶叶财政收入仅为57万两白银。

从1867到1894年，即便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也能与之相平衡。1880到1894年，茶叶关税收入达到了5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茶叶确实为大清财政带来很好的收入。庄土国估计，从1700到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到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1847年3月，英国议会设立了对华商业关系特别委员会，他们找了许多对华贸易的人作证言，以期寻找到出口中国的商品。但调查结果并不好，从1845到1846，英国输往中国的工业产品，与中国运往英国的茶相比，损失高达35%到40%，有些制造业者已经放弃了对华贸易。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但英国需要中国茶，并依靠它获利。

其中的最大特点是茶叶价格完全由中国来决定，茶叶在充当等价物的时候，也是以茶叶基价为准。利物浦东印度公司中国协会议长威廉·尼可尔的证言说，英国的棉轻纱到了中国，是现货交易，即中国用茶来换轻纱，而不是先卖出再换现金购茶。仁记洋行的吉布证言，他遇到的中国人，会用茶叶换棉织品。他们能决定料子的价格，决定不了茶叶的价格，一切都以茶叶价格为基础。

从茶叶可以制夷到茶叶可以富国，可以看到晚清对待贸易思路的转变，从控制到贸易，从制裁到合作，从要死要活到大家都好过，已经折射出清廷的乏力，但这都建立在茶叶可控的基础之上。

就在英国人大张旗鼓地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实验之时，茶叶就不再是天朝独有之物，这份长期被寄予厚望的柔软物质，一旦走出国境，无形的茶叶长城也便顷刻间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