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吃苦是福”。做茶人大都吃过不少苦，如此说来他们当是有“福”之人。“福”在哪里？或曰掌有做茶技艺，或曰有管山经验，或曰有茶可品，或曰有过日子小钱。由苦出甘，福也。

做茶人受苦也多。大老板劳心，小茶农则劳心加劳力。作为一介茶农之后，我深知其苦。小时候为“父母”卖力，只知身体之累。其实茶乡人的孩子，都有这辛苦经历。因为采制茶叶是季节性极强的农活，没商量，孩子们非去当“童工”不可。既使在校念书，放假也会被大人发配充当“临时工”。我彻底远离这种的日子，是到省城念书工作的那几年。

1970年，被下放时，我决然回乡。先后在公社和县委机关工作。那是人民公社时期，茶归生产队。回家时只是看看聊聊而已。

1982年，集体了二十多年的茶山突然分给个人经营，这下“乱套”了，它不像种田，要有较大的厂房、多样的工具。就拿我祖家的水帘洞这等小规模的生产队，也有十来户人家。一个厂裂变为十来个厂，场地、工具严重缺乏。刚从靠工分收入转向单干的农人，极为缺钱。有的人只好把房间作青间，把厅堂当焙间，把厨房为炒揉间，在屋檐下筑条萎凋槽，……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做出的茶叶品质可想而知，无须赘言。

我年迈父母那点茶，由弟弟承担去做。我有空就会去帮忙。弟弟什么“法术”都做过，什么苦也得吃。分到户的农人，还要暗中争气，免得被邻人取笑。所以弟弟也做得很卖力。我看在眼里，愁在心中。

几年后父母相继老去，那点“遗产”归我。弟弟又帮我搞了一点山，兄弟便紧紧绑在一起做茶。春茶时节，他在厂中做青、做焙及一切相关事情，夜以继日，脸色灰暗。我则在山中负责带领指导女工采茶，每天五点前就出发，先是骑自行车，后是骑摩托车。总之要赶在采茶工之前到茶山，否则，茶被采坏事小，有时超界错采他人之茶就麻烦了。这事很尴尬的，多赔青叶是小事，难听的话很闹心。那些时日，风雨无阻，不敢怠慢。好在那时还年轻，身体吃得消，扛得住。

一次突病，刻骨铭心。1998年的5月初的一天，太阳灼人。中午时分，我和女工们一道进入茅棚午餐。我开始烧水，给工人饭后喝和泡方便面。突然觉得头晕，随即天旋地转，我躺倒在地。心想莫非是中邪了。女工们说：发痧啦！一位年长女工立即帮我刮痧，背部、胸部、颈部一道道一斑斑暗红如血。只听她说：“太阳气真重，都刮出来了！”她到附近的水沟边采了一把草药，名“吉柳”揉碎让我吞下。不到20分钟，我居然站了起来。再吃下那桶热乎的牛肉面，出了一身汗，没事了，下午照常去采青、秤茶、记账。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刮痧”的魔力和“吉柳”（鱼腥草）的奇效。后来我在院子里种下几株“吉柳”，很快繁衍为一片。它春长冬眠，生生息息，常常勾起我的这段记忆。

那些年，做茶难，卖茶更难。包产到户的第二年，国家停止了茶叶统购统销。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进入“市场”，如无头苍蝇——蒙了。四处求爷爷告奶奶。那时本地几家茶叶大户和精制厂的门槛快被人踏烂了，他们也有难处。但有的人很会摆谱，甚至联手压价。没法子，价好价差都得卖。因为茶叶这东西，被看好了是个宝，没人要时不如草。干草尚可喂牛羊，干茶牛羊都不瞧。

弟弟和我的那点茶，大都是我去卖脸皮，买主看面子收去，第二年就被婉言谢绝了。还是南方岩茶厂陈行春连着收去好几年，我一直记在心中。那时的价格普遍很低。上世纪90年初，陆续有人办精制自卖茶了，赚下本钱，心也就宽了。但添置厂房、设备开支很大。我们兄弟还是入不敷出，很揪心。其愁苦又岂止于我。

艰难的日子缓慢爬行。本世纪初的后期以来，岩茶逐渐被看好。上等岩茶更是走俏，成了瘾君们的追逐佳品。

眼下，虽然做茶条件普遍得以改善，做茶不会像以前那么艰难了，但是全国茶叶供大于求，卖茶难题又纠结着一部分做茶人。

做茶甘苦，茶家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