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入了诗，那诗便有了缕缕茶香；诗吸纳了茶，那茶便有了文化味道。茶与诗，是一对连理，彼此情投意合，款曲暗通，深度交融，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是，茶丰富了诗的内容，诗提升了茶的品位。是为绝配。

    在古人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中，茶诗（词）无论是数量还是艺术水准，都不容小觎。所谓茶诗，即以茶为本，以诗为体，是茶文化与诗文化的妙合无垠的产物。茶诗的写作对象是茶——茶园、茶树、茶叶、茶水、茶器、茶人、茶品、茶事、茶德、茶情、茶理、茶趣、茶缘、茶礼、茶道、茶境等。茶是茶诗创作的中心，离开了茶，则无茶诗。同时，茶诗又是诗文化对茶文化的渗透与关注，没有诗歌的皇天后土，茶只是一种普通的饮料。

    茶诗滥觞于晋。其时，人们对一种名叫“荈”的植物的认知十分有限，品尝者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嗅觉与味觉灵敏的诗人还是从这种植物身上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其写进了诗歌，茶诗由此发轫。今观晋时茶诗，彷如初春的原野上开出的几朵不起眼的小花，卑微却率性，它的出现，预示着某种乐观的可能。这不，历史一头扑进李唐，随着饮茶风气在文人雅士间蔓延，茶诗便有了理想的土壤和空气，于是，单调、寂寞为之一变，取而代之的则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异彩纷呈。文人们或借茶抒发情志，或交友联谊，或参禅悟道。就连李白、杜甫、白居易这类重量级的诗人，也加入到茶诗的合唱，为茶诗的繁荣推波助澜。

    受唐时茶风熏染与洗礼的宋代文人，品茗已然成为他们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文事活动。一方面，宋代在茶叶的烘焙、品茗的程序及茶理、茶趣的总结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另一方面，茶本身具有的貌简意丰、淡泊清新、虚静广阔、苦韵内敛的特性，与当时文人的心境和审美情趣味高度契合，因而，茶诗创作的风生水起，云蒸霞蔚，也就不言自明了。像苏轼、欧阳修、黄庭坚、王安石、范仲淹等文坛领袖，他们不仅懂茶，嗜茶，惜茶，具有茶人丰富的经验与修养，况且还都是文坛翘楚，这些人创作的茶诗，自然起到了引领时潮，为其他文人转相效仿的作用。

    茶诗的河流行至元明清，繁华的局面虽然不再，但茶与诗的“姻缘”仍维系着。这其中有着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原因，留待专家、学者去研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饮茶之成为时尚，茶诗之所以兴盛，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我国第一部古老的茶书——《茶经》，即为僧人陆羽所著，书中有许多僧人嗜茶的记载。又，自古至今，寺庙与道观多藏于高山或密林中，与大自然息息相通，故历来就有所谓“寺必有茶，僧必善茗”的说法。由于茶受到佛教界的普遍重视与推崇，僧人在饮茶谈经中使茶事活动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从而将日常的茶事活动升华为高雅的茶文化。对此，古人即有“茶禅一味”之说。意思很明白，茶具有养气颐神、清心静虑之功效，人在煮茶品茗中，茶承禅意，禅存茶中，二味合一，精神高度冥合。佛家的这一茶禅观，与诗歌创作中“灵感”、“意境”妙合无垠，因而，佛学哲理不仅为古代茶文化关注了深邃的内涵，而且对古代茶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茶为主题的茶诗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历代茶诗作者中，僧道的茶诗占有很大的比重，如皎然、齐己、寒山、裴迪、灵一、方干、无可、陆忌、吕岩、李冶等，他（她）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茶诗，且诗歌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造诣。尤其是唐代僧人皎然，将“茶道”二字首次写入诗歌，并言：“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所倡导的茶道，对日后我国“茶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开启鸿蒙之功，同时也对日本、韩国“茶道”产生巨大影响。

    许俊文先生编撰的《茶诗赏析》，是一部弘扬优秀茶文化的读物，作者用自己的审美眼光，对所选的二百多首古代茶诗逐一作了赏析性的评点，这对传承与弘扬茶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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