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茶商大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沙皇俄国以调停有功为由，胁迫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得到了俄商进入蒙古库伦等广大地区经商，并享受免税待遇的特权，稍后又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天津通商权，可以水陆联运，且关税比各国低1/3。　自此，俄商势力深入我国内地，在湖北蒲圻羊楼洞等地(太平天国战火祸及江南，阻断武夷山茶路后，湖南湖北成为新兴的茶叶输出地)开设茶厂，建立茶栈，收购生产茶叶，成本比传统茶路运至张家口大大节省，仅税金一项即差10倍，山西茶商对俄贸易备受冲击。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图晋商商号，竟由原来的120家剧减到4家。

　　内外交困之下，首当其冲的常家采取反击措施，提出“俄国人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假道恰克图深入俄境经商。常万达的曾孙常佶、常恽分别于同治五年(1866年)和光绪五年(1879年)开设“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俄国境内的赤塔、新西伯利亚甚至远到莫斯科，均开办茶庄分号，“茶叶之路”一举延长到6500公里。

　　以常家为核心的晋商，又争得清廷酌减茶商厘金(即税金)的政策，取消一切不必要杂税，进军俄国第一年，输出茶叶11万担，与俄商直接贩运回国的数量相当，到同治十年(1871年)，输俄茶叶升至20万担，比俄商多出一倍。晋商仍依赖骆驼、牛马等运费较高的陆路交通工具，双方竞争条件悬殊，居然能对俄商占据上风，殊属不易。

　　到了光绪年间，俄商在汉口开设6家机器砖茶厂，有3个采用蒸汽机生产，最大的阜昌茶厂，投资白银200万两，雇佣2000多名中国工人，昼夜开工。机制砖茶质量好、成本低、加工能力强，令晋商再度陷入竞争困境。光绪十三年(1883年)，常氏商号发动汉口茶界商人及制茶、装卸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绝交”运动，试图打击俄商气焰，一度曾使晋商茶叶贸易额回升，但毕竟大厦将倾，独力难支了。

　　尾声：革商人之命

　　生于1846年的常立训，是“北常”商贸事业破产前的最后一位中坚人物。为了在茶叶生意日渐衰败之际凝聚人心，存资护本，他注册了“大德玉”票号，担任第一届董事长，在28年的营业中，获利200余万两白银，成为晚清全国51家票号的翘楚，号称“太谷帮首号”。